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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的民情风俗


杭州的民情风俗


    杭州的民情风俗,是随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,不断地由广大人民所创造、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。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。

   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“良渚文化”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,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,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。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,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。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、石锛,从事稻谷、芝麻等农耕生产;利用弓箭、石刀,从事狩猎活动;凿刻独木舟,编织渔网,进行捕鱼作业,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。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,用石针缝制衣服,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,来改善、装饰自己的生活。

    春秋战国时,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,后并于楚。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,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,临江滨海,以水为邻。《汉志》载:“吴粤之君皆尚勇,故其氏好用剑,轻死易发,文身断发,以避蛟龙之害。数与楚接战,互相兼并,故吴越风俗,略与楚同。”

    隋朝置杭州,兴建州城,开凿江南大运河,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。《隋志》载:“江南之俗,火耕水耨,鱼稻富饶,不忧饥馁,信鬼神,喜淫祀。”又载:“吴郡余杭,川泽沃衍,有海陆之饶,珍异所聚,商贾并辏。其人君子尚礼,庸庶敦庞,故风俗澄清,而道教隆洽,亦其风气所尚也。”

    自唐以后,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。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。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.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。经济繁荣,还与日本、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,杭州已成为“东南形胜,江吴都会。”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,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,生产、居住、饮食、服饰、婚丧、岁时、庆典、礼仪等民情风俗,都有了相应变化。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,讴歌唐代杭州“鱼盐聚为市,烟火起成村”的社会风俗,“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”的岁时风俗,“岁熟人心乐,朝游复夜游”的西湖夜游风俗。

   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,变化较大。首先,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,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。西晋时,北方屡遭战乱,晋室南迁,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,云集富庶的三吴(吴兴郡、吴郡、会稽郡)地区,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。因此,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。特别是北宋末年,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,赵宋政权南迁,建都杭州,大批士庶渡江南下。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,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。

    杭州,作为南宋的都城后,经济日益繁华,社会风俗更加多样。当时,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,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、土木营造、纺织、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,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,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。云集的商品,丰富的民物,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,如米市、菜市、羊市、鱼市、肉市、柴市以及花市、灯市、珠宝市、猴市等等,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。《武林旧事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,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,或称“天街”,从北首的斜桥向南,一直通到凤山门,路面均铺石板,两旁商肆林立,“无一家不买卖者”。南宋《梦粱录》载:“自大街及诸坊巷,大小铺席,连门俱是”,不但白天营业,夜市也与日间无异。“坊巷市井,买卖关扑,酒楼歌馆,直至四鼓后方静。而五鼓朝马将动,其趁早市者,复起开张”。

  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,市民宴饮、品茗成风。据《都城纪胜》记载:“京城食店,多是旧京师人开设。”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,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,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,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,因此,“宋嫂鱼羹”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