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楚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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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巴楚文化，顾名思义，显然不是一元的，而且不在线性的常规中演讲。即使只求定性，三言两语也断然无济于事，而非做多层面、全方位的解析不可。

　　（一）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，既有考古学文化——主要是秦汉以前的，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——主要是魏晋以后的。总而言之，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，泛称人类学，当然是把体质人类学、考古人类学、语言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囊括无遗 。

　　（二）就考古学文化来说，巴文化是巴文化，楚文化是楚文化，彼此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，无疑是两种文化。而且，巴文化是蛮夷文化的一支，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支，彼此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。在考古学范畴内，对巴楚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某个时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、也有楚文化。无论巴文化和楚文化，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，更不应上溯到旧石器时代。

　　无论城背溪类型文化、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沟类型文化，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。从语言系属上看，巴人是藏缅语族先民的一支或数支。他们来自汉水上游至黄河上游，辗转流徒，迁至长江上游的东部和长江中游的西部。清江流域只是廪君蛮的发祥地，不是包括廪君蛮在内的巴人的发源地。至于楚人，则有芊姓与杂姓之别，前者是来自中原的祝融遗裔，后者是长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后人。

　　清江流域有早期巴文化遗存，但早期巴文化遗存不限于清江流域。正像沮漳河流域有早期楚文化遗存，但早期楚 文化遗存并不限于沮漳河流域。

　　（三）巴民族与楚民族的交往，以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，历史悠久，影响深远。因此，无论民族和文化，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。最迟从楚君熊渠在位时起，巴与楚就有文化交流关系了。最迟从楚武王在位时起，巴与楚就有通使行聘关系了。最迟从楚共王在位时起，巴公族就与楚公族通婚了。
 
　　巴地有楚国的移民和戌兵，移民如夔国的公族，戌兵即驻守巴郡（巫郡）的楚军战士。楚地则有巴人与楚人错居杂处，江陵陀江寺曾发现东周时期的巴人聚落，荆门车桥曾发现与楚墓同地的巴墓。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，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。

　　可以断言，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，而且不是双鱼形太极图结构。它们交错、交缠、互渗、互补，难解难分。

　　（四）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，本来就赋有融合遗传的优势。彼此交流，容易产生非此非彼、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，融合遗传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。楚式的虎纹，在离巴人近的地方已见惯不怪了。在离巴人远的地方则殊为罕见，无疑脱胎于巴式的虎纹。巴式的钟和钲，无疑取法于楚式的钟和钲，只是年代较晚、工艺较粗、形制产简罢了。

　　巴人以干栏为居室，今称“吊脚楼”。芊姓楚人来自中原，起初与干栏无缘。后来发展了“层台累榭”，想必是仿照干栏营造的，但有踵事增华之妙。巴人的干栏大概是向越人学来的，但有出于蓝而青于蓝之妙。巴人遗裔的“吊脚楼”，在鄂西南、湘西北、川东南、黔东北都有，而以鄂西南的最为出众，缘由应是其地离故楚郢都最近，或多或少都带有层台累榭的遗风。建筑方面，巴与楚的影响是双向的。

　　荆门车桥出土的铜戚铸有奇异的神像，殊难索解。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铜戚出土，然 而上面没有类似的神像。由此，对于车桥铜戚的神像究竟是源于巴人的信仰还是源于楚人的信仰，抑或源于巴人与楚人共有的信仰，至今还不能论定。

　　战国时代，郢都有流行歌曲《下里》和《巴人》。学者大抵认为《下里》是楚歌，《巴人》是巴歌。然而，楚歌与巴歌流行在同时、同地，彼此难免相互影响，即楚歌有巴风，而巴歌有楚风，这也是至今还不能论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