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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客家的历史


河源客家的历史


  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。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(公元907—1368)。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,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。 

  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,即须有共同的区域;形成共同的语言(方言),共同的文化(风俗习惯为表征)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(即共同心理素质)。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,是重要的农业区,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。然而,由于黄巢起义(公元875)江西动乱的挤压,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、赣粤间隘口向闽西、粤东、粤北转移。不久,唐亡(907),时代进入五代时期。

  五代十国时期,在闽、粤、赣边,尤其是汀江流域、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,形成某种政治上的“真空”地带,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。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、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。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。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历史上赣南、闽西南、粤东北即所谓赣、汀、梅三江地区,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,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: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(自然同化)了当地的少数民族(瑶畲及越遗裔),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。吸收、同化少数民族,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。 

  据李默引梅州地方志办编《客家姓氏渊源》(两辑)共收梅属客家68姓的族谱统计,其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现过郎名或法名。关于这个问题,罗香林先生曾有“畲阀得到客人的贽礼以后,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”一说,我看不妥,因为第一,如上所述,客家人有郎名、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%;第二,是郎名、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。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,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数之人。郎名、法名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,所以李默先生说:“客家人的先祖与畲族、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,不言而喻,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”。

  待到明初,汉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,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畲族等都改用了汉名,成了客家人。这些被同化了的畲族等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,最后变成了客家人。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。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后大都集中在闽粤赣边的广大山区,住地闭塞,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相对较少,受其他方言影响也相对少,所以他们保留较多的古代汉语特色。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,所以空间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韩江上游一带。

  另一方面,因与畲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,所以有些词汇等也受到苗、瑶语族和侗泰语族的词语影响,即接受了一些借词。这样客家人完成了语音、词汇、词序等等的吸收和转变,又使之适合于古汉语留传下来的语法结构,形成客家方言,即客家话。三是客家风俗习惯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,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区以后,除保留传统的儒家文化外,还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风俗习惯,形成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。 
 

  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。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(公元907—1368)。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,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。 

  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,即须有共同的区域;形成共同的语言(方言),共同的文化(风俗习惯为表征)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(即共同心理素质)。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,是重要的农业区,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。然而,由于黄巢起义(公元875)江西动乱的挤压,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、赣粤间隘口向闽西、粤东、粤北转移。不久,唐亡(907),时代进入五代时期。

  五代十国时期,在闽、粤、赣边,尤其是汀江流域、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,形成某种政治上的“真空”地带,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。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、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。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。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历史上赣南、闽西南、粤东北即所谓赣、汀、梅三江地区,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,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: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(自然同化)了当地的少数民族(瑶畲及越遗裔),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。吸收、同化少数民族,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。